2025年，全球经济版图持续重构，世界正在寻找新的平衡点，而作为曾经东西方“超级联系人”的香港，也站在一个关键转折点，如何在新的时代坐标系中重新定位自己？2025年上半年香港IPO融资额重返全球首位，资本流向的逆转，是否意味着香港金融中心地位的新一轮确认？
“过去几年经历的挑战，正在转化为转型的动力，现在新的口号是‘超级联系人加超级增值人’。”全国政协常委、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、粤港澳大湾区企业家联盟主席、香港新华集团主席蔡冠深在与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的对话中清晰地勾勒出香港的进化路径。
从“联系人”到“增值人”，一词之变，背后是香港角色的根本性重塑。蔡冠深表示，香港此刻正在发生三重变革：
金融信心的系统性修复——“香港IPO已经重回全球第一”，是对“资本撤离香港”论调的有力回应。在蔡冠深看来，香港的根本优势在于“一国两制”下的独特定位，这是新加坡等其他金融中心无法复制的制度根基。
科创能力的战略性重构——曾经“High Tech揩野（高科技亏钱），Low Tech捞野（低科技赚钱）”的调侃，正在被“北部都会区只争朝夕”的紧迫感取代。蔡冠深提出的“香港是华尔街，深圳是硅谷”的定位，描绘了深港两地从竞争到互补的关系重塑。
出海模式的范式性升级——面对中美经贸格局变化，蔡冠深提出“并船出海”的新策略。香港的金融和专业服务能力，与内地的制造和基建优势结合，共同开拓东盟、中东等新兴市场。这不再是简单的“转口贸易”，而是基于本地化的深度价值创造。
当被问及香港与新加坡的竞争时，蔡冠深的回答颇具深意：“我们开玩笑说，请帮我们看好我们的钱和人才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回香港的。现在，他们果然回来了。”
香港当下正在开启“超级增值”时代的转型实践。香港如何从资本通道升级为价值引擎？大湾区“软联通”的瓶颈如何突破？数字人民币与离岸金融将如何结合？中国企业出海将催生怎样的新商业模式？
答案，就在这场对话之中。
01
“IPO重回全球第一，资金正在回流香港”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过去几年香港经历了资本流出的挑战，但近两年大量资本重新涌入香港市场。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？
蔡冠深：过去几年的困难主要来自几个方面：首先是“黑暴”事件的影响，其次是全球疫情，最后是中美贸易战带来的保护主义冲击。此外，一些国家对香港存在误解，希望企业和基金撤离，甚至出现“香港Game Over”的论调。我们认为这是一种误导。
香港必须自强。我们非常感谢中央政府的支持。事实上，香港的基本面从未改变——我们的法治精神、经济自由度一如既往。如何恢复活力？我们当然希望中央继续支持香港巩固国际金融中心地位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具体有哪些复苏迹象？
蔡冠深：由于特区政府的“抢人才、抢企业”政策，包括高才优才计划，大量企业选择落户香港。企业来了，自然有融资需求，IPO也就更加活跃。今年上半年，香港的IPO融资金额已经重回全球首位。我估计下半年也能保持第一。
这个趋势说明，募集资金越多，资金自然就回流了，包括来自美国、新加坡的资金。前一段时间，确实有不少资金和人才流向新加坡。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，来去自由。你觉得香港好，可以留下；若有疑虑，也可以先去别处看看。过几年觉得香港好了，再回来。我们对香港充满信心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市场上一直有“新加坡将取代香港”的论调，您如何看待？
蔡冠深：两年前，我们看到不少香港的资金和人才流向新加坡，确实有些担忧。当别人对我们暂时缺乏信心时选择离开，我们理解。但我们相信，只要我们把自身实力做强做实，他们就会回来。我们甚至曾半开玩笑地说：“请帮我们看好我们的钱和人才，总有一天他们会回香港的。”现在，他们果然回来了。
那么，最大的区别在哪里？新加坡是个很好的地方，我很喜欢。但香港的独特优势在于“一国两制”，我们背后有祖国的强大支撑。没有中央政府的支持，香港难以成为国际金融中心。当中央支持数百家企业来港上市时，市场怎么可能不好？新加坡只是一个自由市场，缺乏这样的大后方。资本和人才可以自由流动，今天来，明天也可能走。而香港的条件越好，资金和人才自然就会回归。
02
亲历1997金融风暴：不要做超越自己能力的投资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您亲身经历过1997年的金融风暴，那段经历对您有何影响？
蔡冠深：我经历过，当时就在香港，那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。当时我们有银行贷款，最不可思议的是，银行隔夜拆借利率一度飙升至30到70厘（日息0.3%-0.7%，年化利率高达109.5%-255.5%）。在这样的利率下，做什么生意能覆盖成本？因此我们什么生意都不敢做了，只能拼命变卖资产偿还银行贷款，那是一段非常痛苦的经历。
正是这次经历之后，我们自己的企业尽量不再向银行贷款。以前我们很进取，但1997年后我们变得既进取又保守，原则是尽量不依赖银行贷款。因为一旦贷款，无论市场发生什么变化，银行第一个要求就是还款。若还不上，就只能变卖资产，这就如同现在所说的“爆雷”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那段经历中最令您难忘的是什么？
蔡冠深：最难忘的是，股市、楼市、汇市仿佛一夜之间全部崩塌，银行第一句话就是“还钱”。而当时的利率高得离谱，30到70厘，你根本不可能靠正常经营偿还。变卖资产也无人接手。幸亏我们当时比较幸运，也相对稳妥，抵押品全是AAA级的美债。这些债券在市场上很容易变现。如果当时抵押的是房地产或其他难以变现的资产，即使打三折、四折也卖不掉。正因为持有AAA级债券，我们才能在三个月内完成平仓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从那段经历中，您会给年轻企业家什么建议？
蔡冠深：我的建议是：务必稳健。可以追求发展，但必须谨慎、稳妥，绝不做超越自身能力的事。我们对高风险的金融衍生工具始终保持警惕。
因为我们是实业出身，是企业家。当然，我们也涉足一些金融和房地产投资，但那不是我们的主业，我们的主业始终是企业经营。在投资过程中，切忌做能力范围之外的事。
03
数字人民币与离岸金融的未来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香港是全球最大的离岸人民币交易中心，数字货币也在香港积极开展。您认为香港在这方面有何优势？未来应如何发展？
蔡冠深：国家将香港定位为离岸人民币的中心枢纽。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，香港是至关重要的桥头堡。目前，香港拥有过万亿的离岸人民币资金存量。
我个人的看法是，关键在于如何盘活这些离岸人民币。如果流通量不足，大家只能将离岸人民币存入银行，利息不高，资金无法盘活，这就失去了离岸人民币的功能。目前，我们已经有了以离岸人民币计价的股票、债券等金融产品。如果能更好地运用这些工具，会更有意义。
特别是当前企业出海，主体是内地企业，它们使用人民币作为结算单位。当人民币进入东盟国家，大家都接受人民币结算，没有异议。若能用好这批离岸人民币，就能大大降低汇率风险。同时，国家正在推行数字人民币，如何规范管理，我们还在等待相关政策。如果数字人民币能够与离岸人民币体系挂钩，那么贸易结算将更快、更安全、更稳定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有种观点认为，在数字货币发展领域，香港是中国最好的试验田。您怎么看？
蔡冠深：香港作为最自由的经济体和国际金融中心，在法律法规、人才储备等方面都具备条件。但关于数字资产等具体领域，我们还需等待中央的最终决策。我们听从中央的指导，特区政府会告诉我们如何做，我们就按照要求执行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从您的角度看，香港的金融和资本优势还能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？
蔡冠深：目前香港金融发展态势良好，尤其是IPO融资走在全球前列。接下来，除了IPO，企业出海还需要大量金融服务，我们可以继续提供支持。当前数字经济和绿色经济是重点，例如发行绿色债券等。此外，香港的科技发展也不错，金融科技是另一个重要领域，现在很多初创企业都聚焦金融科技。这些都是我们的发展方向。金融是香港的重中之重。
04
大湾区深度融合：硬件已通，软件何通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从整个大湾区的角度看，您认为在互联互通和下一步发展方面，还有哪些提升空间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，自《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》发布以来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已经非常完善，机场、港口、高速公路、高铁网络四通八达，硬件联通做得很好。
我们现在亟需的是“软联通”，即人流、物流、资金流、信息流，以及最近备受关注的“数据流”的流通。
在人员流通方面，普通民众过关已经很便捷，“按个指纹”就能通关。但对于高端人才而言，仍然存在障碍。当前我们强调“抢人才”发展创新科技，需要吸引外部人才。如何让海外人才与内地之间实现相对自由的流通？此外，香港企业家和居民想要融入大湾区发展，却面临税务顾虑——如果一年内在内地停留超过183天，就需缴纳内地个人所得税，这让很多人感到矛盾。这些现实问题都需要考虑。
接下来是“资金流”的问题。对于普通民众，个人电子支付已经相当便利，可以使用中银香港、汇丰等银行的服务在内地消费。但对于中小企业而言，资金仍不能自由进出。如果一个企业只能调动一两百万资金，如何融入国家发展大局？因此，资金流通的便利化仍需改进。
最后是“数据流”。大家都知道，数据非常敏感。现在各行各业都在谈AI赋能。AI离不开三个要素：算力、算法、数据。算力或许可以解决，例如能否在河套这类共同区域建立超算中心？但算完之后，数据如何在受监管的前提下自由流通？金融、教育、医疗等各行各业都需要数据。没有数据，AI赋能就是空谈。
现在中央政府也明确指出，硬件已经做好，下一步的关键在于如何实现“软联通”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很多人担心内地与香港的数据存在差异，或出于安全考虑对数据流通有所顾虑。您认为解决这个问题还需要多久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相关讨论已经在进行中。为什么河套被定位为“一区两园”？就是将深圳和香港都纳入同一个合作区。如果在那里建立超算中心，双方可以共用数据，计算结果可以按规定流向香港或内地。至于具体的监管方案，需要由相关部门制定。大家都知道，不解决数据流通问题，人工智能赋能各行各业就无法实现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您认为大湾区目前的探索，对长三角、京津冀等其他区域有何启示？
蔡冠深：举个例子，深圳和珠海试行普通法，许多外资企业习惯于普通法体系。这种习惯本身没有好坏之分，但他们会因此更倾向于选择深圳和珠海。其他城市在吸引外资时就可能缺乏这种吸引力。因此，至少需要在一些试点城市拉平政策。例如，上海如此重要的城市，能否也设立一个试行普通法的特定区域？北京也一样。这样一来，国家的招商引资才能实现更加均衡的发展。
05
中企出海新战略：并船出海，瞄准东盟中东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从企业出海的角度，您更看好哪些区域？
蔡冠深：大家都知道，中美贸易战后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，我们必须寻找新兴市场。从香港的角度，我们最熟悉的无疑是东盟，双方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本人在越南就有55年的经历。
我们在柬埔寨35年，在缅甸50年，在印尼也有业务。香港企业家与东盟可以说是“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”，出海到那里就像回家一样。第二个新兴的、政治敏感性较低且容易开发的市场是中东海湾地区，我们的外交和经贸关系打下了良好基础。因此，目前的首选是阿联酋（迪拜、阿布扎比），其次是沙特阿拉伯、卡塔尔等地。
所以，我们看好两个区域：一是东盟，二是整个中东。其他如非洲、南美也有机会，但距离相对较远，目前更多是大型国企在开拓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但我们看到，现在也有企业选择在中东上市，甚至转而前往纽交所或纳斯达克。您会担心这种竞争吗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香港必须跟上形势。当今世界是区域与区域、国与国之间的竞争。我们的许多优势，别人学得很快。例如，迪拜的金融开放程度也很高。哈萨克斯坦在数字资产方面发展迅速。
此外，东盟国家中，大家熟知的新加坡自然很好，与香港类似。但越南也在胡志明市设立特定区域，推行普通法，使用英语，聘请外籍管理者，旨在打造国际金融中心。很多时候，我们不能落后，别人都在奋力追赶、追求进步。
蔡冠深：不一定非要卖到美国去，越南市场也很好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当前国际局势中，关税影响巨大。您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对香港有何影响？
蔡冠深：对香港的直接贸易影响不大，因为香港与美国的直接贸易量本身就不大。
香港受影响的主要是转口贸易。许多工厂设在越南、柬埔寨、马来西亚等地，它们的货物经常通过香港进行转口贸易。
对于那些从事转口贸易的企业，我们有一个建议：首先，美国关税政策的不确定性很大。我们建议会员企业应着力开发当地市场。例如越南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本地化。
蔡冠深：对，本地化。越南有1亿人口，其消费力相当于我们珠三角过去的水平，中产阶级正在崛起，消费能力越来越强。越南人口平均年龄约30岁，消费能力强劲。我们不一定非要把产品卖到美国，本地市场就很有潜力。只有实现本地化，才能真正受到当地欢迎。
我建议会员企业瞄准当地市场。东盟是一个新兴区域，无论是越南、印尼还是马来西亚，消费力都很强。因此，我们应关注真正的本地市场，而非仅仅依赖转口贸易。这是一个方向。
第二个方向是中东海湾地区。阿联酋是一个极佳的转口中心，其辐射范围远不止阿联酋本身，而是覆盖中东、东欧、北非等广阔区域。许多非洲地区的采购都通过阿联酋进行，因为直接与非洲打交道并不容易。因此，我们认为这两个是目前值得重点关注的市场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您之前提出了“并船出海”的理念，应如何理解？
蔡冠深：如何“并船”？香港的强项在于金融和现代服务业。企业出海不能没有资金，需要融资，而香港有资金。企业出海也需要“超级增值人”的功能，例如法律服务和国际网络，这些都是香港的强项。我们可以将这两方面结合起来提供服务，或进行合作。
我们并非没有资本。企业需要投资，我们可以共同投资；企业需要运营支持，我们可以协助运营。这就是“并船出海”的概念。例如，在大型基建和制造业领域，香港不如内地有优势，内地更强。但在金融领域，香港拥有独特优势。这就是强强联合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“并船出海”是否意味着重构了一种新的商业合作模式？
蔡冠深：可以这样说。这是一种实实在在的合作共赢模式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回顾历史，西方资本和企业在其全球扩张过程中，催生了诸多新的商业模式和管理思想。如果中国企业出海能持续蓬勃发展，是否也能孕育出更好的商业模式和商业思维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会的。我们的企业家，看到利润空间就会前往开拓。在出海过程中，若能通过本地化找到好的合作伙伴或投资机会，就能开辟新的发展蓝海。这个机会是全球性的，潜力巨大。
06
科创觉醒：北部都会区与“香港速度”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回到科创话题。当年互联网时代，香港也曾提出打造科技中心，但最终成效不彰。如今重提“创科”，您认为应从哪些方面提升？
蔡冠深：香港以前确实尝试过发展高科技，但没成功。原因在于，当时房地产和传统实业太容易赚钱了。香港十年前有句俗话：“High Tech揩野（高科技亏钱），Low Tech捞野（低科技赚钱）”，香港人一听就笑。所以没人愿意搞高科技，觉得投入大、周期长、易亏损，而房地产则是“短平快”、稳赚。
但现在，结构性调整已经到来，不走高科技的新路就会落后。因此，特区政府力推“北部都会区”，旨在与深圳、广东全面融合，实现科技与金融的紧密结合。我认为，这次特区政府在最近的施政报告中讲得非常清楚：时间不等人，必须“只争朝夕”。
报告希望将许多项目的审批建设周期缩短一半以上，以加速北部都会区的建设。这样才能将研发与产业在短时间内结合起来，迎接高科技时代。高科技发展“只争朝夕”，不能说要等20年，必须立刻行动。
我认为，香港拥有充足的人才、资金和条件，现在就看我们有没有决心。这次特首的施政报告展现了决心，也对公务员提出了明确的问责要求。因此，我有信心，香港北部都会区的高新技术发展将会取得不错成效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在发展科创方面，香港旁边就是同样注重科创的深圳，您怎么看待香港深圳的关系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深圳与香港不存在竞争关系，而应是互补关系。我除了担任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，也是深圳香港商会的会长。为什么大家希望我担任深圳香港商会的会长？因为我能更好地连接深圳与香港的情况，无需反复讨论，直接推动双方合作。
因此，我认为深港是一家人。过去我主要推动前海合作，现在则聚焦河套，因为河套与香港地理上更接近。香港的优势在于强大的研发力量——我们拥有5所世界百强大学，研发实力雄厚。但研发成果的“落地”和产业化，则可以放在深圳。例如，大疆无人机的产业就落在深圳；许多内地大型企业如阿里巴巴、腾讯，在深圳发展得很好，但将其总部或金融业务放在香港。这样，金融与科技就能紧密连接。
我们的设想是：香港提供金融服务和研发力量，深圳负责产业化和规模化生产。然后，这些科创企业可以再来香港上市。这是一个完美的循环。更重要的是，一旦通过深圳实现规模化，面对的就是全中国1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，资源极其丰富。因此，我认为深港合作应被视为“一盘棋”，不是竞争，而是优势互补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除了后期的资本市场上市，香港是否也应在前期投资方面更多发力？
蔡冠深：我认为香港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。IPO融资只是企业融资的一种方式。除此之外，香港现在拥有许多天使基金、耐心资本，已经开始大量投资初创企业，领域涵盖机器人、人工智能、医疗卫生、生物工程等。特别是在生物医药工程领域，香港的投资规模已居亚洲首位。香港的私募股权基金在这一领域非常活跃。
凤凰网财经《封面》：期待这些政策落地后，香港能变得越来越好。
蔡冠深：我充满信心。特别是最近，首先得益于中央政府对香港的支持，目前有数百家企业排队等待在港上市。我们的IPO融资已位居全球前列，未来两三年预计仍将保持这一地位。这种“龙头”效应将带动其他产业协同发展。
金融处于顶层杭州股票配资，它一旦启动，将拉动下游各个环节。其次，我们也正视结构性调整，特区政府对此认识清晰。施政报告明确，发展方向就是北部都会区。原本20年的规划周期太长了，我们需要在10年内完成，并且要建立问责机制，确保落实。特区政府这次是动了真格，决心实干。这样一来，科技与金融紧密结合，对香港的发展大有裨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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